“农业杀手”––漫灌式水耗

在我国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占了大头，达到62%。而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5，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我国每生产一公斤粮食平均需要消耗1300公斤水，而发达国家则在1000公斤以下。

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仍然采取传统的大水漫灌的方式，有效灌溉面积仅占农业灌溉面积的39%。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省余姚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列，经济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该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是，当地农业用水方式较为粗放，节水器具普及率较低。

湖州市吴兴区金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星仁告诉记者：“漫灌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至少导致2/3的水被浪费掉，而国内目前使用喷滴灌的面积仅占可推广面积的7%。美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在农业生产上十分重视节水灌溉，全国一半以上的灌溉面积使用了喷滴灌技术。”

灌溉设施老化、调蓄能力低也是造成农业高耗水的原因。记者在河南、陕西一些大型灌区走访时看到，很多建设于上世纪70年代的灌溉设施还在使用，已经老化失修，干支渠道破损、淤积和田间工程遭损毁现象十分普遍。

有“中国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全省沿黄河粮食产区只有5座平原水库具有调蓄能力，由此出现的结果是：守着黄河缺水吃。

“服务业杀手”––奢侈型水耗

伴随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各种洗浴中心、水疗SPA、温泉会所无节制地扩张。有环保组织提出了奢侈型水消费的概念，对服务业造成的水浪费表示担忧。

北京市节水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北京拥有洗浴场所约3000家，初步测算年用水500万吨。由于很多提供洗浴服务的地方由宾馆、会所兼营，实际数字不止这些。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其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中表述：“北京人口以1700万人计算，假设每人每月到洗浴中心洗澡一次，每次消耗水量400升，那么北京每年仅此一项要消耗的水资源就会达到8160万吨。”虽然这一数据引起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的质疑，并及时进行了回应，但不可小觑的是，服务业存在奢侈型水浪费。

半月谈记者在山西省工商局信息中心了解到，工商部门登记在册的全省洗浴服务业数量在过去几年内迅猛增长。1990年底，洗浴服务业只有10家，2000年底上升至107家，2005年底上升至560家。2006年到2009年4年间，这一数字逐渐增加至803家、1642家、1960家和2366家。到2010年4月，这一数字已达2428家。

记者在太原市和平路一家大型洗浴中心看到，仅浴池就有4个，周边分布有60多个淋浴头。大多数人在洗浴时水一直开着，不限制洗浴时间和次数。尽管澡堂也贴着“请节约用水”等标语，但没有人对浪费行为进行制止。

“污染杀手”––质变性水耗

在原本缺水的地域里，水源污染的加剧使可用的水愈加短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指出，自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

这些水污染事件在国人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浙江新安江由于苯酚泄漏事故影响下游数百万人用水安全；福建紫金矿业污水渗漏事故造成沿江鱼类大面积死亡和水质污染……

记者从最新的《湖北水资源公报》中看到，去年该省中小河流全年期评价河长接近6500公里，有近3成遭受污染，26个湖泊中，有15个湖泊水质在三类水质以下，南太子湖等水质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使用功能。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是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然而，生活在此地的农民如今却时时因水发愁，因为沟渠塘堰几乎变成了垃圾场，住在附近臭气难闻。严重的水污染使这些生活在水边的人改变了千百年来直接从河中取水的习惯，改为喝自来水或到集镇上买水饮用。

湖北省洪湖市峰口镇二洪村的许明英谈起水就很气愤。她指着家门前的一条河说，过去这条河又宽又清凉，现在从上到下无数个水闸把河水隔成一段段死水，水面上漂满垃圾，水都变黑了，根本没法饮用、洗衣和灌溉。

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卸市村村民孙宏志给记者做了个试验，用买来的桶装水泡茶，是浅绿色的，加入半杯井水后，茶水立刻变成深褐色。他说：“用井水煮饭，米饭呈黄色；洗衣，衣服变暗变硬；洗澡，身上会起皮屑。”

彭智敏感慨道，长江水质污染严重导致可用水匮乏，也就是“水质性缺水”。如不采取措施，就算满满的一江水，能用的却不多，能用的领域减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指出，目前中国有3.6亿人难寻安全饮用水。

“地下水超采杀手”––超前性水耗

由于地表水质恶化、水源缺少，很多地方开始挖空心思，挖掘和享用子孙后代的水，形成一个个“漏斗区”。专家提醒，地下水超采严重，已越过了警戒线。

山西省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5大盆地地下水均严重超采，浅层地下水已基本疏干，深层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2至30米不等，有的水井深度已超过1000米。全省有19个岩溶大泉，3个完全断流，2个基本断流，12个流量严重衰减。

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陶村20多年前打了一眼深100多米的机井。村民张军革说：“刚开始的时候，水还很大，现在水很小。过去浇一亩地需要两个小时，现在要耗三四个小时。”

属于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海盐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地面湖水普遍被污染，地下水深井开挖达到顶峰，全县地下水深井拥有量一度增至130余口(包括企业自备井)。由于过度开采，地面沉降严重，沉降最严重处达到1.78米。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重视和督办下，至2010年12月底，海盐县132口地下水深井全部封存。

地下水长期超采，导致一些地区湖泊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向记者透露，目前全国地下水超采区400个，超采量达228亿立方米，超采区面积近19万平方米。全国地面沉降面积已达6.4万平方公里，50多个城市地面沉降严重。仅长江三角洲以南地区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间接损失近3500亿元。

“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红线––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中篇)

直面水危机，如何扼住其“咽喉”？专家建议，亟待文化“软规则”与制度“硬规则”综合发力，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三条红线。

切中环境道德失范的文化“软肋”，让生态文明铸为全民意识

“如果一个人拿把斧子无辜砍死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也会受到舆论谴责。但是，如果有人拿把斧子无辜砍倒一棵树，或者污染、浪费了一池水，情况则完全不同。多数人会视若无睹，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的犯罪。”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这样类比环境道德失范行为。

在他看来，造成环境道德失范行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认为人是主宰万物的统治者，人与自然界是敌对、斗争的关系；二是在实践层面，在人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长期、大量存在人类对自然界非人生命体的贪欲与恶行，却没有受到道德舆论谴责。早在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

一些地方官员的片面政绩观，更使水危机加剧。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益机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的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短期内扩大地方GDP。

郑通汉说，这种以环境伦理道德失范、经济主体价值观迷失、全民节水意识淡薄等为主要特征的“软规则”缺失，是造成当前中国水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他呼吁，必须重塑人与水的关系，补上生态道德文化课，推进环境文化复兴，走自律式发展道路。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贵州省贵阳市狠抓生态道德文化建设，在全民中倡导生态伦理、生态良心、生态义务，努力使生态意识成为全民意识，把生态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全市生态文明志愿者达36万多人，10万公职人员承诺每年志愿服务不少于48小时。

不以GDP论英雄，贵阳市重新制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政绩考评标准，激发了各级官员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权威人士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生态环境状况，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其公民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高下。

诊治涉水公共政策、机制的制度“硬伤”，健全水务管理和水权水价体制

用制度学的观点来看，制度与文化，是对水危机的形成和治理最具根本影响的两大“规则”。因此，除了运用“软规则”(意识、道德、价值观)击中造成水危机的文化“软肋”以外，还需要健全“硬规则”(体制、机制、政策)，疗治造成水危机的制度“硬伤”。

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属于“大制度”范畴，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就是治道变革。

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首先要理顺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水务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江河湖库等水源地、农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规划、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节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保护协调机制更未形成。

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宪法行政法学教授周叶中认为，这种“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多龙治水”的水务管理体制破坏了水资源利用的自然循环，在水资源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信息不畅、协调不力、争权逐利、推责扯皮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必须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关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等。

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还要建立水权制度体系，改革水价形成机制。郑通汉坦言，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配置水资源的核心制度，水权制度在我国许多流域并没有建成科学的体系，流域水权不明确，权属不清。不仅如此，水权交易制度的环境没有形成，水权无法顺畅流动。前些年，当浙江省的东阳与义乌转让水权交易成功以后，有很多人对交易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

与水权密切关联的水价，长期以来处于价格扭曲状态，不能合理调整水资源的供求关系，不能正确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价值。

山西省运城市水资办主任李强说，“好政策不如一分钱”，应当全面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利用价格杠杆等市场化手段，推广实施以差别水价和阶梯式水价为重点的水价政策。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要逐步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拉开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价。探索实行农民定额内用水享受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他还建议，全面开征水资源费，对超采区的用水户，要大幅度提高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守住三条水安全红线

水安全问题已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作为今年的“一号文件”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首次全面系统地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工作。它开篇就明确指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

这份重要文件吹响全民水文明建设的“集结号”。文件号召，提高全民水患意识、节水意识、水资源保护意识，把水情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一号文件对未来十年治理水危机的目标任务设置了几道硬杠杠：到2020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

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一号文件划定了“三条红线”：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文件还明确，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陈雷表示，2011年水利部将在重点流域和区域率先划定三条红线，在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方面提出量化指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强调：“中国耕地资源稀缺已众所周知，但实际上我国水资源与其相比更加稀缺，却少为人知。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就是要全社会像重视18亿亩耕地一样，重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保水保发展的三大攻略––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下篇)

水危机咄咄逼人，正在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倒逼中国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全方位转型。因此，治理水危机，应当跳出“就水治水”的思维定式，而放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视野审视。不终结高水耗式的发展模式，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水危机困局，确保中国水安全与科学发展。

应对水危机，调整产业结构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为前提、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现阶段在我国集中显现出来。

2009年，中国单位GDP用水量为209立方米/万元，而世界先进水平为60～70立方米/万元。换言之，一方水产生的GDP,中国为10美元，美国大约是30美元，英国大约是90美元。

有专家指出，如果按“绿色GDP”指标进行评价，把生态和环境成本纳入GDP指标计算，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发生逆转。

针对此，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呼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力度，对水危机治理至关重要。”

采访中，山西省政府参事薄生荣建议，在产业导向上，要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使之与本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尽可能地限制火电、钢铁、化工等高耗水产业，重点发展低耗水的加工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速推进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2009年初，国家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涵盖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物流。规划在“振兴”之前加上了“调整”二字，表明中央更强调的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专家认为，传统产业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加技术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成本，以此提高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值水平。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更要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移动通信、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唯有如此，才能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在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正在成为引领“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向支柱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潜力巨大，既拉动经济增长，又突破资源瓶颈，走出一条高创意、高科技、高回报而又低污染、低能耗、低水耗的新型发展之路。

应对水危机，发展循环经济大有可为

“循环经济”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曾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到区域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尝到了循环经济的甜头。广东滨海地区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雨水海水利用技术和污水回用技术，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纳入“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之中，实现水循环与经济循环的和谐统一。在减量化环节，该地区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输入端控制用水量，用较少的水资源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再利用环节，尽可能多次或多种形式使用水资源；再循环环节，从输出端进行水处理和加工，使污水变成可用的水资源，实现污染零排放。

在西部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今年一季度每吨钢耗新水降至5.21立方米，水循环利用率达95.02%，创历史最好成绩。这主要得益于循环经济的运用。包钢不断细化节水项目，并组织一系列减少外排水、提高浓缩倍数的科技攻关，改善水处理工艺，促进每吨钢耗新水指标降低，而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提高。

循环经济在农业生产领域也大有可为。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首先利用地热资源即地下水的热能发电，发电后的温水用来洗浴，然后用于特种水产养殖，最后用于灌溉。

应对水危机，分类开发主体功能区正当其时

2011年6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0年底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划分为国家层面“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每个功能区的发展原则不一。

此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很具战略性和约束性。其中“能源与资源”篇明确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和框架，适用五大流域：松花江、辽河区；黄河、淮河、海河区；长江、西南诸河区；珠江、东南诸河区以及西北诸河区。

半月谈记者统计发现，此规划“能源与资源”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合理开发”、“合理配置”、“重点开发”、“梯次开发”、“适度增加”、“调整经济布局”、“优化空间布局”、“严格控制”、“制止盲目开发”等。这些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层面对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开发要求——

• 松花江、辽河区：逐步解决辽河以及辽东半岛等地区水资源开发过度的问题，退还挤占的生态用水和超采的地下水。
• 黄河、淮河、海河区：采取最严格的节水措施，加大水污染治理，强化水资源保护。调整经济布局，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推进京津冀、山东半岛形成节水型产业体系。 
• 长江、西南诸河区：要统筹干支流、上中下游梯级开发，加强水资源开发管理。 
• 珠江、东南诸河区：在严格节水减排基础上，通过加强水源调蓄能力与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水资源供给。 
• 西北诸河区：在逐步改善和恢复河湖生态环境与地下水系统的同时，控制高耗水产业，制止盲目开荒，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郑通汉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许多地区产业布局与水资源承载力不匹配，在水资源短缺地区反而布置大量高耗水产业，人与自然争水问题突出。他举例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黄淮海地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火电、钢铁高耗水工业密集区，造成经济发展用水大量挤占生态环境用水。

专家普遍认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应对中国水危机意义重大，针对性、可操作性都很强，从战略层面对产业布局、生产力布局进行了科学谋划，有利于统筹解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水资源保护利用。